宗喀·漾正冈布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人类学系研究员

颂辞（代前言）

白若扎那等早期藏地洛札哇（译师）等像天空一样深广无际
大小宇妥·云丹贡布如日月一对
仁钦桑波似启明星
而我自己则像光亮微弱的萤火虫
            ——根据欧洛札哇·洛丹希饶的颂辞改编

藏医学的童年

     藏医学源远流长，博采欧亚诸医学之长。她与印度吠陀医学、中医学、西方传统医学（希腊-罗马-阿拉伯医学）并称世界四大传统医学，是藏民族贡献给世界的伟大遗产之一。
     藏医学现在实行的一些医疗与卫生保健措施可以追溯到5000至6000年前的藏地新石器时代乃至更早的旧石器时代。
     藏医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如“鲁”（klu）及“鲁病”（klu-nad）等的渊源在藏地出土的4000至5000年前的陶器上所绘的复繁、具有多种变形的W 纹（蛙纹、藏语称klu-ris）中就可看出端倪。
     考古发现和研究证明，4000多年前藏族先民已经在进行用于医学目的的穿颅手术。这种穿颅术也广泛见于西欧、俄罗斯、波兰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偶尔也发见于南美洲秘鲁等地的古代文化遗址。 说明包括医学在内，藏文化很早时就和亚、欧、非大陆的各史前文化有着广泛的联系。
     藏族先民早期医疗实践中最辉煌的要数她的药学。藏地在上古神话中即被称为是“不死之药”的产地，晚一些的文献中被称之为“曼畯”（sman-ljongs, “药物之域”）。自古以来，藏地持续不断地向东亚、南亚和世界各地输出许多重要的药物。这种传统一直持续到现在。
    相传约在公元前5、6世纪，藏地西部象雄人章松·协普赤西（zhang zhung drang srong dpyad bu khri shes）以象雄文著成《疗毒雍仲旋》（dug bcos gyung drung vkhyil）.
    至迟在这个时候，藏族先民对疾病大概有了“鲁”（klu nad）、“年”病（gnyan)的分类，并有相对应的对治药物分别叫作“降鲁”(klu bdud)和“杀年”（gnyan gsod）.
    公元前2—3世纪以前，藏族先民能配制手、脚触之即死的毒药。有“有毒即药”（dug la sman yod）的说法。
    约在公元5、6世纪，相传有《药物配制》（sbyor ba sman kyi mdo）、《放血火灸器疗》（gtar sreg dpyad kyi mdo）等医著在卫藏一带流传。

    藏族社会很早时就形成了勘与古波斯严格的隔离病人法规相媲美的卫生和社会习惯法。如公元4世纪初两位印度医生在藏地看到将受传染的老人隔离于屋外的卫生习俗。公元5世纪末6世纪初仲年德日（‘brong gnyan lde ru）赞普患麻疯病（mdze)，为防止传染，有与其妃子等自愿走进坟墓而被活埋的壮举。
     公元6世纪前的藏地（至少某些地区）有近似古代犹太人的“礼拜”制和现在的星期作息的“净身拜神”（luskhrs te lha la phyag vtshol），“每3天做好事1次，每5天洗澡1次，邀请兄弟、长辈族人和亲戚来吃吃喝喝，奏乐玩耍”的习俗。民间有专门的采药活动。
     公元6世纪初的藏族先民中有专门的医生能作眼科手术。相传阿夏（va zha或 va ci）医生为达日年赛赞普作眼科手术，治好了其先天盲瞽，恢复视力。
                                                欧亚医学在藏地的汇合

     公元7—9世纪是藏医学史上一个最重要的阶段。数以百计的外族医生来藏地宏医，数以千卷计的医著被译成了藏文。出现了象宇妥·云丹贡布这样的一代伟大医师，产生了象《居希》(rgyud bzhi,《四部医典》）、《月王药诊》（snandpyad zla bavi rgyal po）、《甘露宝瓶》(gso ba bdud rtsi bum pa)等这样的一批迄今仍然被藏蒙医生奉为圭臬，并有效指导着藏医学的理论与实践的经典著作。
     藏医学作为一个有完整系统的理论与实践体系的医学，是在这个时期孕育成熟，达到她的一个光辉顶点的。我们今天所说的藏医学体系的基本框架是在这个时期形成和定型的。
    公元7-9世纪有近30个医学或流派（Lugs)在藏争鸣。
    它们中有善用药物、饮食、外治和起居四种对治法的藏地中央学派(bod vam sbu rgyal kyi lugs)；擅长用泻法的古老象雄学派(zhang zhung gi lugs)；以放血术见长的多尔波学派（dol po lugs）；善配毒的门巴学派(mon gi lugs)； 擅长火灸的阿夏吐谷浑学派（a zha hor gyi lugs）；以《医学十万颂》（gso dpyad vbum pavi rgyud）为根本经典的梵天学派（tshangs pa lhavi lugs）；有《者逻迦八部集》的章松学派(drang srong gi lugs)；长于五行算的中医学派(rgya nag gi lugs)；擅长针刺放血的粟特学派(sog povi lugs)；以尿诊术见长的希腊学派(khrom gyi lugs)；长于铁条穿刺的外治的突厥学派(dru guvi lugs)等。
    我们通常所说的藏医学，即具有完整的理论与系统的医疗实践体系的公元7、8世纪以来的藏医学，正是将上述藏地的诸医疗系统与其他各外来医学的某些成分有机融铸而成的产物。
    公元7世纪—9世纪上半叶，藏地的麝香等药物输入阿拉伯及欧亚其他各国。
    公元7—9世纪藏医学发展和成熟，与几代赞普的医学政策和社会普遍崇尚医学的社会风气有直接关系。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它是当时强盛与大一统的吐蕃帝国政治经济文化的综合反映。是藏族文明经千年的延续发展孕育出的必然产物。也是当时藏人“善学不回”（《旧唐书》中唐人对吐蕃人的评语）、积极进取勇于创造的民族精神的体现。

仁钦桑波与宇妥·萨玛云丹贡布的贡献

     公元10—11世纪可以被称为是藏族历史上一个礼崩乐坏的时期。许多文化传统被中断，但医学是个例外。
     这个时期在藏医学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是百科全书式的伟大学者仁钦桑波（958—1055）将发八他（Vagabhata）的《八支精要集》、喀且·达瓦宛嘎（kha che zla ba mngon dgav）的《八支精要集广注?词义月光》(Padartha Candrika-prabhasa Nam Astangahrdaya Vivrti)等当时的一些最重要吠陀医典译成了藏文，对以后的藏医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公元12世纪末13世纪初，《四部医典》在湮没了数个世纪后被重新发掘出来并经宇妥·萨玛云丹贡布（1126—1203）等的校订、阐释、补充而成为藏医学最重要的经典。

“内向”发展和南北争鸣时期

    公元14—16世纪，长期滋养藏医学成长和发展的吠陀医学在她的故乡南亚次大陆衰落。这一时期是藏医学相对“内向”独立发展的时期。藏医学进一步本土化。
     这个时期可以被概括为以“绛”（byang lugs）“苏尔“（zur lugs）二派（或可称北南二派）为首的藏地本土医学学派百家争鸣的时期。
    “绛”派的开创者为绛巴·南嘉扎桑（1395—1476）。“苏尔”派的领袖人物为苏喀·年尼多杰（1439—1478）和苏喀·洛追嘉波（1509—1583）等。

藏地成为欧亚腹地古典医学的中心

    17世纪—20世纪初，作为欧亚传统经典医学的藏医学演进和发展到她的巅峰时期。藏医学成为在欧亚腹地，乃至在全世界传布最广和最有影响的世界性传统医学之一。
     藏医学传播到包括蒙古各部在内的所有信仰藏传佛教和藏传佛教关系密切的民族和地区。除了藏地，从欧洲的伏尔加河流域，到西伯利亚，印度北部山地和克什米尔地区都在实践藏医学。从东海之滨的满清宫廷到莫斯科的达官贵族，都可以找到习于服用藏药的人。
    这个时期对藏医学贡献最大的要数第司·桑结嘉措（1653——1705）。他的医学著作有《四部医典注释·蓝琉璃》（Beedruurya sngon po）、《医学概论》(gso ba rig pavi khog vbubs)等。他主持绘制的79幅曼唐《四部医典图解》在世界医学史上来说也是个创举。他还在拉萨创建了医药学校。这所集学习、研制和医疗为一体的专科学校是藏医学史上最重要的官办学术机构之一。只有20世纪初在拉萨设立的曼孜康（医药与历算学院）可以与之相媲美。
    这个时期对藏医学做出特殊贡献，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物还有帝玛尔·丹增彭措（Devu dmar dge bshes bstan vdzin phun tshogs,18世纪人）和钦饶诺布（mkhyen rab nor bu,1883——1963）等。
    帝玛尔的《晶珠本草》（shel gong shel phreng）集藏药（物）学之大成，迄今被许多藏医生（藏蒙医生）作为指导辨认、采集和炮制药物的权威经典使用。
    钦饶诺布长期担任在拉萨的官办医药历算学院（sman rtsis khang）的基巧（spyu khyab,总教师）。是20世纪初中叶最伟大的藏医学教育家。其弟子遍及各大藏区、蒙古各部、喜马拉雅山南麓和北缘诸藏裔社区。
    这个时期藏医学被纳入藏传佛教寺院（尤其是格鲁派）的经院教育的重要一部分。藏传佛教寺院从而成为藏医学的中心。

古典时代的结束

     20世纪50年代到现今，是藏医学在一浪高过一浪的各种“全球化浪潮”和“现代化”冲击下寻求延续和发展机遇的时期。